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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汉唐大陆音乐流入海南的历史吗?(上)

2013-04-16 23:49:45 本文行家:董亚岭

自发现三亚落笔洞洞穴遗址、昌江县南阳溪畔的石器遗迹等早期人类活动的迹象表明,早在古代百越族形成之前,汉代是海南岛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重要的转折时期,也是大陆政治、文化对这个岛屿产生全面影响的肇始期。隋唐以后,中央政府对海南岛则更为重视,文化渗透的力度也就更大。但究其受大陆文化影响由高至低流动的梯次看,海南岛毕竟属于大陆文化圈的边缘,因而又能够保留自身更多的文化特色。

               汉唐时期大陆音乐文化流入海南岛的历史的研究(上)

        【摘 要】自发现三亚落笔洞洞穴遗址、昌江县南阳溪畔的石器遗迹等早期人类活动的迹象表明,早在古代百越族形成之前,至迟在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晚更新世或全新世初期,海南岛就出现了人类活动,虽然他们与被称为海南岛先住民的黎族的承继关系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这足以说明海南岛具有相对独立的文化起点。

  汉代是海南岛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重要的转折时期,也是大陆政治、文化对这个岛屿产生全面影响的肇始期。隋唐以后,中央政府对海南岛则更为重视,文化渗透的力度也就更大。但究其受大陆文化影响由高至低流动的梯次看,海南岛毕竟属于大陆文化圈的边缘,因而又能够保留自身更多的文化特色。

  【关键词】音乐文化;海南岛;汉唐时期;大陆

  海南岛至秦汉时期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开始了中央政府对海南岛的有效管理。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了南越,并于次年在海南岛设置了珠崖、儋耳两郡,实现了中央封建集权对海南岛的直接管理。因此汉代是海南岛历史发展中重要的转折时期,也是大陆政治、文化对这个岛屿产生全面影响的肇始期。隋唐以后,中央政府对海南岛更为重视,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唐朝政府未将海南划入边远少数民族的羁縻地区,而是由中央及地方政府直接统治,隶属岭南道。

  海南岛是东亚、中亚与东南亚之间的航运要冲,随着汉唐时代我国沿海商业和海上交通事业的不断发展,海南岛的商业、农业和手工业方面也随之发展了起来,文化也随之进步很快。但海南岛毕竟属于文化圈的边缘地带,究其受大陆文化影响由高至低流动的梯次看,海南岛毕竟属于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因而又能够保留自身更多的文化特色。

  一、 海南岛的早期文化及黎族的源流

  海南岛是华南古大陆向南延伸的一部分,与大陆分离的过程发生在喜马拉雅运动(Himalayan movement)的第三幕。大约在一百万年前的更新世,由于雷州以南的地壳发生断裂而形成了琼州海峡,海南由此成为孤岛。有证据表明,在距今一两万年前的冰川时期,因海平面下降,海南岛再次与大陆相连。

  海南三亚落笔洞是目前发现的我国分布最南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存,为提供研究海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来源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三亚落笔洞遗存堆积十分密集,经14 C测定年代为距今10890—10642年 。从已发现的13枚人牙化石分析,落笔洞人属晚期智人,与其共生的大型哺乳类动物如华南虎、亚洲象、豹、熊等动物化石,几乎全是现生种。一个面积仅3万多平方公里的岛屿,并不具备诞生大型动物和人类起源的客观条件,这就说明海南岛是一个纯粹的移民岛屿,而早期人类于最后一次“大冰河时代”迁徙入岛的可能性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假设。

  除三亚落笔洞遗址外,海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已发现近300处遗址和遗物点 。从其地理环境考察,遗址多分布在江河两岸的台地和山坡;海滨、部分岛屿和河流入海口则分布有沙丘遗址、贝丘遗址。总体上看,遗址范围不大,文化层堆积较薄,表现出海南新石器时代文化较为缓慢和滞后的特点。同时从出土的器物看,海南岛与岭南地区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因而从源头上起,大陆文化对于海南的影响就已经存在了。

  ——[1] 中国·西安:首届汉唐音乐史国际研讨会论文

  [1] 郝思德:《三亚落笔洞洞穴遗址文化初探》,《南方文物》,1997年第1期

  [1] 郝思德、黄万波:《三亚落笔洞遗址》,南方出版社,1998年6月
       海南最早的先住民是黎族先民,他们与海南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发现的早期人类是否有承继关系,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结论。黎族古代文献中称之为瓯人 、骆越之人 ,是从我国华南古越族集团中分离出来的一支。他们大约在商周时代就已进入海南岛定居,是最早开发海南的移民。关于黎族源流的问题,因为与本文命题有关,涉及到本文立论的依据,因而有必要在此做一说明:

  关于黎族的来源,学者们历来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较为主要的学说有三种。一是本地起源说;二是南来说;其三是黎族先民源于东南大陆的古代越族说。第一种学说本地起源说已经为近代研究者们否定,海南岛并不具备人类起源的客观条件,从源头上讲应该仍属于移民岛屿;持有另外两种说法的学者搜集到了一些有利于各自观点的依据,建立了不同的阵营。笔者认为黎族的形成并不是单一线索的,古代越族集团与南岛语族的形成和分裂都可能对黎族的形成产生影响。

  现代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于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就黎族而言,我国语言学家得出的结论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他们通过大量的语言学材料,证实南太平洋岛屿上的部分南岛语民族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与我国百越族先民拥有共同的文化渊源。这些语言学的成果大力的支持了澳大利亚考古学家彼得•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关于原始南岛语民族的祖先居住在中国大陆海岸地区,然后分阶段向东南海外扩展,也就是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是南岛语民族的老家 。体质人类学家通过现代科技的手段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002年上海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金力教授、李辉博士利用最新的分子人类学材料——Y染色体DNA能对民族系统进行精细的分析,得出百越系统被发现与中国的其他系统差异很大,而与南岛语系民族(马来系统)特别是台湾语族群体相当接近的结论 。因此可以假设出百越和南岛民族可能在东南亚形成并且是同一个群体,而后百越民族北迁至广东,南岛民族南迁至马来,两者分开后分别发展成两个系统。另外,李辉在他的论文《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中还提及:“黎族进入海南岛也较早,但是全部进人海南是较晚的事件” 。这说明黎族是分为不同的批次进入海南岛的,而且主体部分应该是在古越族集团形成后开始了迁徙活动的。50年代根据风俗习惯和物质文化的差异厘定出了黎族的五个支系,他们是美孚黎、本地(润)黎、杞黎、侾黎和加茂黎,如果加上具有明显差别的不同土语方言,其数量应在十多种以上,说明他们是代表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移入海南岛的不同的族群。

  语言学家通过对黎语与其他同属侗台语族的壮语、傣语、侗语、水语等比较后发现,这些同语族语言有不少同源词,但黎族的数词却与其他民族迥异。黎语数词跟印度尼西亚语、台湾高山语等南岛语比较接近,其他民族的数词却与古汉语很相近,这就说明黎族先民远在汉人大批南下入岭南之前,就已经离开了大陆,由于受汉文化影响较小,故保存了本民族固有的数词 。因而,海南岛在秦汉时代归入中央政府管辖之前,其文化归属应与古代越族、南岛语族有关,并没有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省近五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化出版社,1999年5月。

  [1] 《史记·赵世家》:“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注】索隐曰:刘氏云:“今珠崖儋耳谓之瓯人,是有瓯越。”

  [1] 《汉书·贾捐之传》:“ 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置郡县也。”

  容观夐:《关于黎族早期历史问题的研究》,《容观夐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

  [1] 李辉:《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

     二、 汉唐时期大陆音乐文化对海南岛的影响

  汉代设置的珠崖、儋耳两郡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海南岛建立中央直辖的政府机构,标志着汉朝中央政权直接对海南实施治理和开发,揭开了海南文明史的开端。

  海南岛自汉唐以来,除了中央政府对海南实施的直接影响和相应的汉族文化不断渗入外,大陆沿海的其它民族的文化联系也一直没有中断过。因此这一阶段大陆文化对于海南的影响既包括来自较为发达的汉文化的影响,也包括华南古越族集团的其它民族对海南音乐的持续影响。

  1、 铜鼓

  海南解放以来在临高、昌江、东方、陵水、乐东等地相继出土了9面铜鼓 ,其中陵水4面,其余各县各一面。这些铜鼓依其型制特征看,多为两广地区汉代的北流型铜鼓,少数为东汉至唐代的灵山型。其中1967年昌江出土的一件铜鼓体型硕大,是典型的北流型铜鼓,该鼓面径100厘米、高56厘米、足径98厘米,鼓面铸有4只立蛙,纹饰细密、铸造精细,现藏于海口市博物馆 。另一件灵山型铜鼓体型较小,1978年出土于陵水的英州镇,面径60厘米,高32厘米,足径57厘米,今藏于海南省民族博物馆。

  铜鼓(bronze drum) 是我国华南古代民族青铜文化中影响最大、波及最广、也最具代表的发明,是综合性地探究华南少数民族的在宗教信仰、音乐活动、社会组织、青铜冶铸工艺等方面的珍贵遗产 。历史上铜鼓的影响曾遍布整个东南亚地区,诸如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众多民族都将铜鼓视作重器、神器而加以崇拜,可见铜鼓又是研究这一广大区域内人口迁徙、民族流变和文化传播的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我国自公元5世纪的《后汉书》起,就有不少有关铜鼓的记载散见于各种文献,清代以来还出现了一些金石学著作对铜鼓进行了著录,这些内容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关于古代铜鼓的信息。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郑师许在上海出版《铜鼓考略》一书,开创了我国科学研究铜鼓之先河。建国后,大量铜鼓的发现和出土更是极大地丰富了铜鼓研究的可信材料,这些铜鼓大部分是科学考古出土的,有大量共存物可资断代,可以得出可靠的C14年代数据,这些因素都促使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起进入古代铜鼓研究的全新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岛地处北部湾的中心地带,也是地处中国大陆文化向东南亚海域延伸的咽喉要冲,因而,虽然海南目前发现铜鼓的数量上看不占优势,但中外的学者都十分重视这一区域铜鼓的分布和发现情况。

  铜鼓在海南岛的发现可追溯到明代永乐年间,当时的黎兵曾在万州境内发现了一只蛙鼓。《琼州府志》曾记载了海南历史上铜鼓的出土情况,其中包括万宁两面、昌江三面、琼山两面、文昌两面、定安一面。海南历史上没有铜矿,汉代以前的社会发展的水平也不具备铸造铜鼓的能力,说明该乐器必然来自大陆,是大陆音乐文化波及海南岛的直接物证。

  ——[1] 李辉:《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

  [1] 倪大白:《侗台语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

  [1] 何继生:《北流型铜鼓初探》,《古代铜鼓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年。

  [1] 海口市博物馆:《海口文物志》,海口市博物馆,1993年。 
                                                                 (未完待续,套题图片为编者添加)

曹量曹量

 

 

 

 

 

 

 

作者简介:曹量,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音乐学硕士、海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副主任、艺术理论教研室主任、海南大学音乐研究所所长,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

                      来源:  海南省音协 http://www.hnmusic.org     作者:曹量     时间:2010-12-20    

参考资料:
[1] 《汉唐时期大陆音乐文化流入海南岛的历史的研究》 http://www.hnmusic.org/page.php?xuh=1179&page=1
[2] 汉唐时期大陆音乐文化流入海南岛的历史的研究 http://cpfd.cnki.com.cn/知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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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亚岭董亚岭,男,海南省三亚市人,黎族,历史专业毕业,中文函授本科学历。曾先后在中学、公安分局、派出所工作,现于海南省陵水县驻村工作。系海南诗社会员,海南省五指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黎语文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海南省东方市黎族文化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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