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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民族教育

2013-04-05 14:32:55 本文行家:董亚岭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民族教育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教育概述

                                                        5.“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民族教育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各派别群众组织和学校红卫兵组织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影响下,将学校的图书设备烧毁,文化教育事业遭受严重破坏。直至1968年3月29日海南第一个县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尔后,各市县与全国各地一样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派别武斗的混乱局面才逐渐平息下来。随着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教育行政机构得以恢复,各学校的教学秩序也得到恢复。然而,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学校并非以教学为主,文化革命仍继续开展,民族教育事业仍然受到干扰,只是在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力排干扰,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努力工作,民族教育才在曲折中得以继续发展。

      “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的教学,基本上是坚持突出政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且常以“忆苦思甜”、“批判会”代替课堂教学;在所谓“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思想指导下,各中小学纷纷办起了学农学工基地,同时大搞“走出去,请进来”,拜工农为师,实行校队挂钩,劳动课占了相当的比重。于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校中出现了教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的不良风气。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确定了“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设”的任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不少在少数民族地区坚持工作的教职员工不同程度地受到诬陷、打击和迫害,甚至有的教师被开除,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如保亭县,在全县943名教职工中揪出了20名所谓“阶级敌人”,其他各县也不同程度地开除了一些教师。

       1971年9月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2年春,中央提出了农村尽快普及小学五年制教育的方针,教育战线出现了新局面。这期间,全国掀起普及小学五年制教育的热潮,教育规模有所扩大。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各县成立普及五年制教育领导小组加强领导,认真部署,积极发动,五年全日制小学有明显增加。琼中县增办了全日制小学72所,全县有完全小学89所,初小学211所,小学生人数达15751人,其中有少数民族小学生10790人,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一倍。陵水县原有小学133所,这时期发展到142所,在校学生增加到15835人。据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内的适龄儿童入学率逐年提高,1972 年全州的入学普及率是79.6%,1973年增至91.9%,1974年又增至93%。其中,乐东、保亭、陵水3县的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以上,边远的山村也基本都有了学校。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各级学校的工作,逐步回归到教学文化知识的主线上来,教学质量随之有所提高。

        然而,不久全国又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对所谓“复辟”、“回潮”的批判,“反潮流”歪风到处蔓延。自治州各县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又调转了工作方向,把“批林批孔”作为主要的中心工作。学校以课堂为阵地,发动学生“口诛笔伐”,把“批林批孔”斗争贯穿到各学科的教学中。据不完全统计,琼中县在1973年举办的“批林批孔”报告会、座谈会有40 多次,其中,湾岭中学师生所写的批判文章达800多篇。保亭县在1974年共召开批判会达1248场,出版批判专栏97期,写批判文章34244篇,编讲儒法斗争故事847个(次),制作漫画1817幅。学校教育工作的方向又再次偏离主线,学校成了大批判的战场。

        此外,各地中小学校实行开门办学,扩大学生学工、学农基地,建立校办工厂、农场,并在教学上增加了农村“三大革命”需要的教材。教学方法采取小课堂与大课堂相结合,“请进来,走出去”的形式进行,请工农兵到学校上课,或到农村工厂上课。整个海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被形式主义所笼罩。

        从1975年初起,根据国务院、教育部的指示和邓小平有关教育的重要思想,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各县的教育工作从重点抓“批林批孔”转到重点抓普及小学五年制教育和整顿办学上来。同时,各中小学校抓教学工作的整顿,扭转以批代学、“以干代学”的偏向,在坚持开门办学方向的基础上,结合农业学大寨、教学为农业学大寨服务的要求,建立起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教育新体制。这时,海南行政区内出现屯昌县这一开门办学的典型。于是,海南行政区及时总结推广屯昌经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各县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贯彻学习屯昌经验,各中小学校制定开门办学工作计划,扩大校办农场,建立“三结合”基地。据1975年6月统计,乐东县校办农场面积达54600多亩,校办工厂122个;陵水县校办小农场面积16600多亩,平均每个学生达0.4亩;东方县校办农场发展到12249亩。保亭县校办农场达7047亩,比屯昌会议前增加5000亩;琼中县校办农场发展到7000亩,比屯昌会议前增加了4700亩;崖县校办农场达17600 亩,比屯昌会议前也有所增加。各县学校的校办农场分别种上水稻、甘蔗、椰子、槟榔、油茶等经济作物。经过近一年的整顿,民族教育出现稳定发展的局面。

        至1976年间,“四人帮”又以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为名,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掀起批判“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批判“智育第一”。这场运动的恶果,又使刚刚恢复稳定发展的民族教育再次受到严重的破坏,许多坚持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教育工作者也受到迫害。

        6.民族幼儿教育的大发展

       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14年间,幼儿教育步入了正常发展轨道。这一时期的幼儿教育除了幼儿园教育之外,还有一些幼儿园和小学办起了学前教育。

       为了发展幼儿教育,自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管辖时期起,各市县政府就加大投入,扩建和整治幼儿园,各地幼儿园为之焕然一新。在琼中县,县幼儿园原有300多平方米的园舍,远远不能满足幼儿教育的需要,1980年县政府拨款46万元建起一幢3层活动室大楼,面积1362平方米,一幢教职工宿舍(套房),面积1100平方米,同时建起了围墙,县幼儿园占地面积扩大到9 亩。在昌江县,1983年县政府拨款9.6万元为县直机关幼儿园建起一幢教学楼,增置一批教学设备。其他各县也不同程度扩建或改造县城幼儿园。

       在教育上,各地幼儿园认真贯彻保健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每年定期对在园幼儿和教职工进行体格检查一次,并形成制度。至1982年以后,各地幼儿园按国家统一颁发的《幼儿园教育纲要》实施教育。

       在新的时期,幼儿教育得到新的发展。通什市,在1988年海南建省的当年,全市有幼儿园2所,入园幼儿705人;1987~1990 年4年间,该市的幼儿园数均保持在4所;在园幼儿,1987年为1694人,1988年为973人,1989年为802人,1990年为1078人;4年间教职工人数分别为120人、89人、76人、81人。白沙县,至建省前的1987年,全县有幼儿园4所,学前班18个,入园(班)幼儿共计1331人。东方市,在未改为市之前的1980年,全县有幼儿园(班)18间,26个班,在园幼儿607人,教职工35人;1983年,全县幼儿教育出现鼎盛局面,农村普遍办起幼儿园(班),全县的幼儿园(班)达到88间,122个班,在园幼儿2760人,教职工185人;1985年,全县有幼儿园11间,21个班,在园幼儿1422人,教职工126人。昌江县,截至1990年,全县有幼儿园5所,其中县直1所,厂矿、农场4所,共开设41个班.在园幼儿共计278人,有教职工141人。三亚市,20世纪80年代中期除了公办幼儿园外,又涌现出一批民营幼儿园,主要有蓓蕾、仙山、章星等。据统计,1989年三亚市人园幼儿3377人,比1988 年增长14.6%;1990年底,全市有公办幼儿园9所,在园幼儿4068人,幼师152人。此外,自1980年起,三亚小学、崖城小学等重点小学开设学前班,1984年后学前班制更为盛行。据统计,至1990年三亚市共有9所幼儿园设学前班,招收学龄前儿童270 人。琼中县,至1990年全县有幼儿园20所,设40个班,人园幼儿498人,教职工32人;各乡镇小学附设学前班27个,入学幼儿979人。保亭县,1982年全县有幼儿园、托儿所20间,43个班,在园幼儿1527人,小学所设学前班21个,入学儿童1200人;1986年,全县有幼儿园24所,其中教育部门办的幼儿园2所,企、事业单位和区(镇)办的幼儿园、托儿所22所,在园幼儿共计2526人,教职工143人,小学学前班31个,入学儿童1276人。

         7.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教育

        1976年10月,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结束。经过两年多的拨乱反正,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海南的民族教育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1)民族地区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各学校的师生,在党的领导下,掀起揭批“四人帮”。与此同时,教育战线着手整顿学校秩序。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极大地促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纠正“左”倾错误。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在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积极投入拨乱反正。

       首先,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不顾经济发展状况而盲目发展中学教育、重视高中教育、轻视初中教育和忽视小学教育的做法,根据办学条件,全面调整中小学校布局。通过全面调整,全自治州的完全中学从62所减少至39所,附属中学从151所减少至89所,初中则从原来的65所增至90所,使得全州的教育布局趋于基本合理,学校的领导、师资相对稳定和集中,既保证了重点,又促使教育教学秩序正常化,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创造了条件。

       其次,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为此,从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到地方各县人民政府,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中专招生方面,规定按比例录取少数民族学生;在高考招生方面,批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师范学校大专班招两个大专民族预科班(80人);在基础教育方面,规定自治州中学和各县重点中学增办普通高中民族班,并对少数民族学生在助学金、口粮等方面给予照顾;在小学则办预备班,进行学前教育。

       再次,抓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小学五年制教育。由于普及工作落到实处,至1979年,全州小学入学率达到了94.5%。

       第四,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三育”一起抓,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各县中小学校领导不同程度地加强了教学第一线的工作,从组织上、业务上保证了“以教学为中心”,建立健全一系列的教学制度,逐步做到管理科学化、教学制度化;广大教师积极投入教学科研,“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向45分钟要质量”,不断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涌现了一大批认真进行教学的好教师。

       第五,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根据党的拨乱反正政策,从自治州到地方各县教育局都成立了一个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对所有的冤假错案进行调查平反,对受害者做出正确结论,恢复其名誉,安排工作。据统计,在1979年一年中,为右派改正的287人,重新安置工作的212人。对有实际困难的教师作了适当照顾,为一些夫妻长期分居的骨干教师尽力解决分居问题,有家属长期在农村的照顾农转非。截至1985年,得到农转非的教师家属有2050户,9010人,安排子女就业的65人,解决夫妻长期分居的有213人。此外,为在山区从教20年和30年的教师分别颁发荣誉证书和纪念证书。

       由于狠抓拨乱反正,落实民族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使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他们努力工作,教育战线出现了一派新气象。

       (2)人民政府扶持民族教育的政策及措施: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困难多,至1980年止,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尚无一个普及小学教育的县。为了改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落后状况,尽快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素质,加快少数民族地区普及小学教育的步伐,各地方人民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民族教育的措施:

       其一,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居住分散的特点,采取多规格、多形式办学的手段,尽量满足少数民族地区适龄儿童就近入学的要求。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各市县除了在乡、镇建起中心小学、完全小学外,还在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少数民族村寨设置教学点。为了适应少数民族群众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在个别教学点开设早、午、晚班,灵活地安排教学时间。为了更有效地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自治州境内先后办起了11所民族中学,办起了一批中、小学寄宿班,还委托省内外一些条件较好的中学办民族代培班。

       其二,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照顾政策,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实行减、缓、免收费的办法。昌江等民族自治县和一些县的部分乡镇,由政府财政拨款,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学费、课本费、杂费实行“三免”,对寄宿制民族班的学生实行“三包”(包吃、住、穿)的照顾办法,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学生就读。此外,据《海南年鉴·1991年》记载,海南省于1990年实行少数民族考生奖励制度。省政府批准由省财税厅、省民委、省教育厅联合制定的《关于考上国线被重点普通高校录取的少数民族考生的奖励办法》规定:三亚市、通什市和陵水、保亭、乐东、东方、昌江、白沙、琼中等7个自治县(市),以及万宁、儋县、屯昌、琼海县的少数民族乡镇的黎、苗、回族考生,父母在上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20年以上,本人在当地学校读书的其他少数民族考生,参加高考,不经降分照顾达到国线被重点普通高等院校录取者,每人奖励人民币1000元。又据乐东县教育局有关教育资料记载,乐东县于1990年8月也相应做出规定:“凡考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四所名牌大学的黎苗族学生及其考生所属学校各奖给1000元,……凡考上全国重点大学的黎苗族考生及其考生所属学校各奖给500元。”

       其三,多渠道增加民族教育投入,改善民族地区的办学条件。增加教学经费投资的渠道,一是民族地区各级政府的投入,二是社会各界和群众集资,三是勤工俭学收入。教育经费的逐年增加,确保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推动了改造中小学校危房的工作。从1986年开始,少数民族地区加快了危房改造的步伐,截至1991年底,海南地方财政拨款5754.7万元,群众集资2560.3万元,各市县配套1221万元,加上中央和广东省原定拨款支持,共筹集资金14955.1万元,改建新建钢筋水泥结构校舍65.9万平方米。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的校舍总面积从1985年的101.5万平方米,增加到1991年的130.4万平方米,危房比例从34.8%下降到了20.3%。大部分学校建起了教学楼或钢筋水泥平顶教室,乡镇中心小学以上的学校都实现了“一无二有”(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乡村小学的茅房已大大减少。教学仪器设备、场地设施的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其四,办好民族中学和寄宿制民族班。改革开放后,为了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及各县人民政府贯彻执行教育部和国家民委《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中“集中力量办好一批公办民族中小学和举办寄宿制民族中小学”的精神,创办起民族中学,并在普通中学(高中)设立民族寄宿班。为了办好民族中学和寄宿制民族班,国家和省政府在经费上给予扶持。1983年,广东省仅在教育补助经费上追加给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就有327万,规定中学生每生每年187元,海南行政区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还另有拨款鼓励多招新生,每招1名新生补助设备购置费131元,校舍修建费补助16430元。

       其五,实施“希望工程”。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许多黎族、苗族、回族中小学生因家庭困难而辍学。为了扶持少数民族学生上学,1990年12月5日海南团省委、省教育厅联名向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提交《关于申请在海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希望工程”报告》,在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希望工程”,这一年,在琼中县红毛乡——王国兴的家乡建起了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所“希望小学”,同年,香港中业集团公司资助50 万元建设保亭县“陡水河希望小学”。

       这些扶持措施,使适龄儿童入学率大大提高。促使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

       (3)教育体制改革与教育管理:

      在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清除“两个凡是”这一极“左”路线影响之后,海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战线就着手进行拨乱反正,整顿学校秩序,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学制,即小学恢复六年制,中学恢复“三三”制,同时恢复了升学制和高考制度。

      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自治州党委的领导下,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教育局立即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颁发了《关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动各县开展教育体制改革。各县相继成立了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制订改革计划和试行方案,进行广泛宣传发动,制定各种规氯抓好改革试点,在取得经验之后全面铺开改革。改革的重点:一是成立教育管理委员会,实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基础教育“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即把教育管理下放到区(乡、镇),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群众办学积极性,在教师的管理上,实行县、区(乡、镇)两级主管,公办教师以县管为主,民办教师以区管为主;二是废除校长职务终身制,实行校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校长由民主选举,三年一任;三是改革人事制度,实行教师聘任制;四是改革财务管理体制,县对区(乡、镇)实行经费包干。

       在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后,为了发展教育,各地中小学校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即在政府投入的同时,多方筹措办学资金坚持开展勤工俭学。主要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大力发展校园经济,有的学校在校园内种橡胶、槟榔、椰子等作物;有的学校开办校办小工厂。据《黎族教育史》统计,1983 年,全州各中小学校勤工俭学开展面达67.5%;1984年增至78.8%,纯收入1009312元,人均539元;1985年,开展面又增至88.7%,总收入达22861万元,纯收入增加到12593万元,比全国人均的530元多172元;1986年开展面又进一步扩大,总收入增至247706万元,纯收入增至13425万元。海南建省后,各中小学校进一步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勤工俭学,经济效益也有所提高。通过多方筹措和开展勤工俭学,解决办学所需资金,不断改善办学条件。自1983年至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撤销前一年,全州群众集资共计2387万元,1985年至1986年完成建筑面积162673平方米,其中保亭县基本实现“一无二有”。

      在教育教学上,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抓好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恢复了高考制度后,各中小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忽略了德育工作。改革开放后,各地中小学校摆正德育工作的位置,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六五”期间各级各类学校主要抓形势教育、理想教育和道德教育,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学雷锋,创三好”活动,抓好学校精神文明建设。“七五”期间,各中小学校贯彻国家教委颁布的《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加强中小学校的政治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和法制教育。进入“八五”期间后,各级各类学校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关于“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建立完备的文化知识传授体系,而且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的指示精神,把德育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在继续抓好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同时,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开展唱国歌、升国旗活动,开展学雷锋、学赖宁活动。

      与此同时,各级各类学校加强教育教学管理,积极开展教研活动,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管理方面,学校对教师严格考勤,定期听课,检查教案、作业,对上课、备课、批改作业、辅导及班主任工作,均做出具体规定和要求;在教研方面,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定计划、定项目、定对象,每学期都举办教材教法学习班,组织公开课,进行教学经验交流等活动。在智育的教学上,各级各类学校坚持抓“双基”教育,加强实践环节教学和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同时有计划开展第二课堂活动,丰富校园生活;在体育方面,认真贯彻实施《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和《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切实做好体卫工作,每年适当增拨体育经费,购置体育器材,同时加强体育教学,抓“两操”,抓学生的课外体育锻炼,促进少数民族学生体质的增强。据各县1990年对中小学生毕业生进行体育达标测查,合格率均达到92%以上,其中乐东县小学被国家教委授予推行体育锻炼标准先进单位。

        (4)师资队伍建设: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条件艰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师一度外流严重,师资队伍出现“一缺二低三不稳定”(数量缺,素质低,不稳定)的现象。海南建省前后,各级人民政府均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第一,着手解决广大教师入党难、就医难、住房难以及子女就业难等问题,努力稳定教师队伍。

        第二,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民办教师、代课教师占比例多的实际情况,从每年的专项劳动指标中划拨一定数量的指标,将合格的民办老师、代课教师转正为公办教师。

        第三,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师范学校教育教学的基础上,办起师范大专班,同时在有条件的县办起师范学校,并在各师范学校开办在职教师函授教育,充分发挥师范院校在师资培养方面的作用。1983年,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师范学校大专班的基础上,复办自治州师范专科学校,并办起了自治州教师进修学院(后改为通什教育学院)。此外,又将各县师范学校改为进修学校,在民族地区形成了一个包括2所高校、2所中师、8所教师进修学校的两级师资培训网络。

        第四,教育部门相应地实行招生制度改革,每年从师范院校的招生指标中划拨一部分定向指标,招收优秀民办、代课教师,让这部分民办教师随班毕业后直接转正为公办教师。从1980年至1991年止,各师范院校共招收民办教师2000多名。

        第五,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教育局及各县教育部门把师资培训工作当作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一个战略来抓,不断选派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到各大中专院校进修学习;或鼓励各中小学教师参加大专、中师函授学习,提高学历;或举办各种形式的短期培训班,对在职教师进行专业培训,使小学及初中、高中教师学历达标率不断提高。海南建省后,为了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解决职业中学专业课教师奇缺问题,海南省教育厅每年从高考指标中划出120个名额,作为职业中学专业课教师指标,由海南大学、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海南师范学院培养。此外,还有计划地举办职业教育专业课教师短期培训班。

        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加快了教师队伍的建设步伐,至1991年止,海南民族地区已有幼儿园专任教师370人,小学专任教师10287人,中学专任教师6334人;职业中学专任教师442人大学专任教师162人,小学、初中、高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也分别从1982年的32.2%、28.6%、20.4%,提高到76.5%、45.5%、28%。

                                              来源:《海南史志网》       时间:2011-05-31

参考资料:
[1] 民族教育发展概况--“文革”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教育 http://www.hnszw.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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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亚岭董亚岭,男,海南省三亚市人,黎族。系海南诗社会员,海南省五指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黎语文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海南省东方市黎族文化研究会顾问。“黎族百科”网、“黎族语言文学百科”网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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