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百科

广告

黎族原始社会如何解体?(下)

2013-01-10 12:13:55 本文行家:董亚岭

黎族原始社会的解体和封建化进程,各地虽然发展不平衡,但基本上都是沿着私有制不断战胜原始公有制的规律进行的。推动这一历史演程的动力,乃是在汉族封建生产方式的强大影响下黎族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即刀耕火种农业向耕耘农业的逐渐过渡。

                   黎族原始社会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试探(下)

         以上所述是黎族原始社会解体进程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在五指山以外地区可能到唐宋时代就已完成了,在五指山腹地则迟至明清之际或稍晚一些才发生。可见这一解体进程同样表现出极大的地区性的不平衡。

收山兰收山兰

       接着,黎族人民又同汉商交换到一种先进的铁质工具——犁,并开始广泛使用牛耕,最终形成了耕耘农业,使种山栏稻成为一种原始的耕作残余。木犁装上铁铸犁头后,不但启土深,为精细耕作提供了条件,而且工效高,据对合亩地区的调查,铁犁犁田的效率比竹木犁犁田提高了百分之五十。过去竹木犁容易损坏,每块田只一犁一耙;现在改用铁犁,就可以二犁二耙了。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耕作技术的改进,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产量。以解放初保亭县第三区通什乡福关、毛利、什勋三表的合亩为例,使用铁犁和牛耕以后,平均每人每年能种四亩旱田和水田,每亩平均产量为187市斤,四亩共748市斤。扣除口粮、种籽和必要开支600斤外,尚剩余148斤,比未使用铁犁以前的旱田和水田提供的剩余高出四倍多。可见耕耘农业的形成,说明黎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达到不但完全可以由单个家庭进行个体生产,而且为使用他人劳动力进行剥削提供了前提。

  农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的进步。手工业的发展表现在,除了男子从事的编织和女子从事的纺织两项外,还新增加了打铁项目。家庭副业,除经济作物水果外,还有家畜家禽牛、猪、羊、狗、鸡、鸭、鹅等,品种比过去也有了增加。


  手工业和副业的发展,又为交换增添了新的内容,并使由物物交换发展为货币贸易。黎汉之间的交往也由生产力的发展而渐趋频繁。如果宋代黎族先民在交换中“得钱无所用”〔28〕,而要求以物易物的话,那么到元明两代,由于墟场和集场的渐趋固定,汉商络绎而来,商品和货币就逐渐侵入黎族社会的肌体而起腐蚀作用了。


  在上述情况下,早已从家庭公社分裂出的共耕伙有户,便纷纷要求将早已划分给自己耕种的田地归自己长期占有;与此同时,它们又力图把手工业和副业的收入据为己有,以增加家庭财富的积累。而生产工具和作为农耕牵引力的牛只,则早已先于不动产而私有了。这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公社终于在私有制的侵蚀下瓦解了,而父系小家庭转化为一群群的私有者——一夫一妻制家庭了,由于私有具有从一开始就不平衡的特点,所以各户拥有财产的差距相当大,明显地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倾向。在贫富分化的过程中,先前的氏族部落头人、家长和拥有充足生产资料的富裕户,便利用自己的地位和优势去奴役和剥削贫穷户,从而形成阶级对立,促使原始社会瓦解,并在汉族影响下直趋封建化。在滨海地带,黎族原始社会这一解体进程和封建化,大概从唐宋至明初就已结束了;在五指山腹地,则直到解放前夕还在进行之中。


  总上分析,黎族原始社会的解体和封建化进程,各地虽然发展不平衡,但基本上都是沿着私有制不断战胜原始公有制的规律进行的。推动这一历史演程的动力,乃是在汉族封建生产方式的强大影响下黎族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即刀耕火种农业向耕耘农业的逐渐过渡。


  三


  黎族原始社会解体的进程,实际上就是直接走向封建化的过程。造成黎族历史跳跃、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汉族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大的直接影响。


  前文已经指出:黎族先民在和汉族接触以前已经独立发展到父权制时代的家庭公社阶段;这种家庭公社,就其内部结构而言,既包含着奴隶制因素。也包含着封建制因素。自始至终影响黎族的汉族是一个早已进入封建制后期的强大民族,它对黎族家庭公社的影响,只有利于其中封建因素的发展,而不利于奴隶因素的成长,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马克思认为:个体小农经济和脱离开农业的手工业生产,同样都是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发展的起点〔29〕。随着黎族家庭公社的解体而出现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就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这种植根于耕耘农业中的小农经济,在五指山腹心地带直到解放前夕虽然大都已先后确立并已处在封建化过程中,但还有少部分尚未最后挣脱家庭公社余留下来的父系血缘纽带。现在我们就从黎族社会中最原始的合亩地区开始,回过头来分析其封建化的过程。


  据解放初的调查,在五指山腹地,即琼中、乐东和保亭县的毗连地带的某些区乡,直到解放前夕,还保存917个合亩,3591户,13413人,占当时黎族人口(36万人)的百分之三点七三。这些合亩根据其内外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其一,在血缘纽带的基础上,由父系亲属组成。土地、牛只是祖先留下来的,属父子、亲兄弟共有。一般未分,也有已分给各户所有的。分与未分均一律交合亩使用。个体户有钱可以买田和牛只,所有权属买主,但要交合亩使用。退亩时可以将属于自己的田产和牛只一起退回和带走,亩内属于个体户的私田可以出卖,但必须征求合亩同意,要先卖给亩内,在亩内无人要时,才卖给亩外。个体户买的或分给的牛只,只要亩内协商同意,随时可以出卖。生产工具则一律属个体户所有。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的收入全归个体户。亩头一般都由辈分高的人担任,他领导全亩的生产和掌握分配。亩头除多得少量“稻母”外,他与亩众的关系基本上平等,亩众与亩众之间的关系则一律平等。但这种合亩由于存在从亩外租进来耕种的田地和耕牛,却受亩外地主和“奥雅弄”的地租、债利和处罚等各种剥削。


  其二,以血缘亲属为基础,吸收外来户入亩时带来的土地、牛只同样归全亩使用,退亩时可以退回和带走。耕牛普遍为个体户私有,个体户有钱可以买牛,所有权属买主,但要交给合亩使用。生产工具,手工业品和家庭付业产品一律归个体户私有。亩头由原合亩亩头担任,外来户即使后来增置了财产,一般也不能当亩头。亩头与亩众尤其是外来户有明显的压迫和租佃、债利等剥削关系。亩众已有富裕和贫穷之分。


  合亩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只有几户,二十至三十户的极少。两种合亩所占的比例,各地很不相同。两者相比,纯血缘关系的合亩,一般户数和人数都比较少,大都是二、三户组成的“父子亩”和“兄弟亩”,处于明显的解体状态。


  以上是根据调查材料反映出来的五指山腹地的合亩制的基本状况。从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合亩制是耕耘农业形成后家庭公社迅速瓦解时遗留下来的残余形态。它之所以被保存下来,一是使用铁犁的历史比较短;二是五指山腹地交通闭塞,与外界联系少,在“逢山无路,遇水无桥”的情况下,汉族的影响到达较晚。我们只要对两种合亩细加剖析,就不难看出它已开始趋向封建化的历史事实。


  首先,随着耕耘农业的形成和汉族封建父权观念影响的深入,随着原生形态的家庭公社纹茂的解体,一夫一妻制家庭已基本确立。这表现在:家庭公社早期的大型住宅已消失,分裂出来的父系小家庭早就从事黎语称为“沃偏”,意即“做私已”的个体劳动,并开始占有耕牛、农具、手工业品、家庭副业和田地。衣、食、住均以户为单位实行消费。它们的耕牛和田地之所以交给合亩使用,主要是出于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和父系血缘纽带还未最后挣断。然而,它们在析产分居和退亩时,有权将属于自己的田地和耕牛退出和带走,又说明生产资料私有权已经确立和父系血缘纽带的十分松驰。据对保亭县第三区通什乡福关、毛利、什勋三表119户调查,一夫一妻制家庭就有111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二八;其余5户为童养媳、夫兄弟婚、姐妹续婚和交换婚,但也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形式。一夫一妻制家庭是实现私有财产继承制的家庭形式,它的出现是与完全的私有财产的形成相始终的。〔30〕 这种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乃是封建生产方式赖以发展起来的条件。


  其次,在私有制确立过程中,亩头已逐步向封建剥削者转化。从亩头残留下来的职能看,他无疑是先前家庭公社的家长。然而,在家庭公社日趋解体的情况下,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职能已发生了变化,并凭藉种种特权而开始蜕变为剥削者。据调查,亩头拥有的特权就有:1.亩头家中有事,即令亩众来做,只待饭,无报酬;2.亩头与亲兄弟分家,要多得一块(约一亩)田产;3.分配上,亩头除多占“稻母”外,经常少分外来户,而给自己和亲兄弟多分;4.外来户入亩时,要给亩头送一头猪作礼物;5.私人出租田地,“头米”要交亩头收;6.亩头大都充任地方政权的大小头目,动辄借故处罚亩众以渔利。从这些特权中可以看到封建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的始初形态及亩头起步向封建剥削者——地主阶级方向蜕变。


  第三,先前包含在家庭公社的封建制因素,在汉族封建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在缓慢地成长起来。合亩中的封建因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雇工。黎语叫Kang Jkiaj,直译为“工仔”。受雇者都是一贫如洗的单身汉,他们既不愿当“龙仔”,又不肯长期参加合亩,只好当长工。短工的待遇,除吃住外,三年一头黄牛,四年一头水牛,期满可牵牛回家。合亩内雇短工只限于替雇主到亩外收租谷,除饭食外,每工给稻谷35斤。


  (二)租佃。分牛租、山租、田租三种。租山放牛,得送猪一头。山租:亩众砍山栏要先征得山主(大奥雅、恶霸)的同意,然后送酒一缸;倘上山割草、砍竹料盖房,须送一条猪腿和半斤猪肝。田租:向地主、恶霸租田地,要交“硬租”,即由他们一言为定,租谷为所租田地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向富裕户(黎语叫财主)租田地,租额大多是扣除种籽后对半分量;倘佃户与田主有亲戚关系,则租额为产量的五分之一。马克思指出:任何地租都是“土地所有权由以实现的经济形式。”〔31〕 它的产生,表明土地私有制已开始确立于合亩之中了。


  (三)土地典当和买卖。典当,黎语无此词彚,系使用汉语藉词,而且仅有数十年历史,是明显受汉族封建生产方式影响的结果。合亩地区典当田地,一般须有中间人刻竹为凭。典价约买卖价的二分之一或稍多一点,赎典时可以按原典价赎回。买卖:合亩地区的土地买卖到解放前夕已相当普遍,买卖时一般以实物牛、猪为主,货币(光洋)为次。这种买卖也要中间人砍竹为据。


  此外,还有借贷。两种情况:有血缘关系的借贷不计利息,借一还一,期限不定;无亲戚关系的借贷,一律计年复利,并有期限,如逾期不还,则利上加利。往往使债务人债台高筑而陷入贫困破产的境地。


  上述几种现象,虽然带有某些原始残余的色彩,但封建色彩更加浓厚,它无疑是黎族家庭公社在解体过程中逐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这些成长中的封建因素,反过来又加速了财富的集中,使那些处在蜕变中的亩头和富裕户倚仗自己的地位、特权和拥有大量生产资料的优势,去侵吞和购买土地和耕牛,慢慢朝地主阶级转化,而丧失土地和耕牛的亩众于是日益深陷贫困的泥潭之中,成为依附于逐渐形成中的地主阶级的佃农和家奴——龙仔和工仔。可见,解放前合亩中的封建化趋向是十分明显的。


  合亩中封建因素的不断发展,地主与农民阶级的正在逐渐形成,说明合亩地区的社会性质不但早已处在原始社会父权制时期的家庭公社瓦解阶段,而且还同时处在封建化的过程之中。五指山腹地的杞黎历史发展,实际上就是其他地区的黎族历史发展的缩影。我们对这个缩影进行透视,已清楚地看到黎族解放前社会发展的具体进程和结果。


  综上所述,黎族原始社会解体的原因,是由于使用汉族铁制生产工具而引起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它的进程是家庭公社沿着私有制不断战胜原始公有制发展规律的次第解体;它的结果则是跃过奴隶制直接走上封建化。然而,由于黎族与汉族接触以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父权制时代的家庭公社,因而,它与我国云南地区的崩龙人、布朗人以及欧洲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克尔特人由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封建制是不同的。这个起点的不同,说明家庭公社也可以直接进入阶级社会。以上民族直接过渡的结果是早期封建制,黎族过渡的结果则是晚期封建制,这个特点是由直接影响黎族的汉民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黎族历史发展的自身特点,对我们探讨由原始社会直接向封建制度过渡类型的民族的历史是有参考价值的。


                1982年11月初稿,1984年7月第一次修改,1985年1月定稿。


     注 释:


  〔1〕本文所引调查资料来自:1.中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物陈列馆1955年6月—1957年3月编印的《海南黎族情况调查》第一至第四分册;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1957年6月编的《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情况组1958年7月编印的《番阳乡、毛贵乡黎族合亩制调查》;4.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3年7月至10月编印的《什玲等五个乡黎族社会经济调查》和《黎族合亩制调查综合资料》。


  〔2〕梁钊韬:《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和年代探讨》,《考古》1959年第9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3〕直到解放初黎族人民还保存使用竹筏作为渡河工具的风俗。竹筏木筏在两广大陆的山区甚至一直保留到晚近。


  〔4〕“鬼公”,是黎族的宗教主持者之一。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6〕见拙作:《论家庭公社诸问题》,《思想战线》(云南)1982年第5期。


  〔7〕(明)顾 :《海槎余録》。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1页。这里所说的“各个家庭”是指父系大家庭即家庭公社,并不是指一夫一妻制家庭。


  〔9〕〔10〕同〔8〕,第54页。


  〔11〕〔12〕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按:该文所说在通什乡发现的二件“石犁”,我认为:从其形制看,实际上是一种石锄之类;因为在我国中原地区和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石犁,其形制的主要特征,大都呈三角形,双刃或单刃,未见该文图版所示的那种形制的石犁。

       〔13〕见拙作:《独龙族父系氏族中的家庭公社试析》,《文物》1976年第8期。


  〔14〕《黎族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8页。


  〔15〕《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9页;《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9页。


  〔16〕《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91页。


  〔17〕同〔8〕,第55页。


  〔18〕据台湾总督府热带产业调查会编的《海南岛志》统计:唐以前海南岛汉族人口约二万人,唐代为七万多,宋代为十万左右,元代十七万余,明代约四十七万,清中叶则达二百一十七万多。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4页。


  〔20〕有些地区的黎族把斧用于手工业制作上。


  〔21〕梁钊韬:《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和年代探讨》,《考古》1959年第9期。


  〔22〕同〔8〕,第159页。


  〔23〕顾 :《海槎余録》。


  〔24〕(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


  〔25〕同〔23〕。


  〔26〕(清)毛奇龄:《蛮司合志》卷十五,两广四。


  〔2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朱初平奏言》条。


  〔28〕(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


  〔2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1页。


  〔30〕同〔8〕,第160页。


  〔3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44页。


                                                              (全文完)

                            作者:陈启新       原载《人类学论文选集》第1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转载自:中国评论学术网 http://www.zhgpl.com/ 

参考资料:
[1] 黎族原始社会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试探 http://www.zhgpl.com/
[2] 黎族原始社会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试探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百科的文章(含所附图片)系由网友上传,如果涉嫌侵权,请与客服联系,我们将按照法律之相关规定及时进行处理。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于www.baike.com

本文行家向Ta提问

董亚岭董亚岭,男,海南省三亚市人,黎族。系海南诗社会员,海南省五指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黎语文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海南省东方市黎族文化研究会顾问。

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