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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原始社会如何解体?(上)

2013-01-09 17:42:26 本文行家:董亚岭

黎族原始社会的解体和封建化进程,各地虽然发展不平衡,但基本上都是沿着私有制不断战胜原始公有制的规律进行的。推动这一历史演程的动力,乃是在汉族封建生产方式的强大影响下黎族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即刀耕火种农业向耕耘农业的逐渐过渡。

         黎族原始社会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试探(上)

       聚居在海南岛上的黎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一个南方民族。据1982年统计,有817,562人,其中大部分居住在黎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少部分散居于自治州的东北部,与汉、苗、回等族交错杂居。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黎族形成了几个自称“美孚”(或“美阜”)、“侾”、“杞”(或“岐”)、“尊”(汉称“本地”)的支系。解放前,各支系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不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从大体上划分,五指山腹地以外地区的本地黎、侾黎、美孚黎和大部分杞黎都已程度不同地先后完成了封建化;但深居五指山腹地约有一万三千余人的杞黎,却明显地保存着称为“合亩制”的属于父权制时期的家庭公社残余,直到解放前夕还处于封建化过程中。这种合亩制从内容到形式都清楚地呈现出家庭公社在汉族封建生产方式影响下次第解体的阶段。因此,它实质上是一种由瓦解的原始社会生产关系和萌芽状态的封建生产关系幷存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而这种形态本身的发展进程又交织着内外因素,情况极其错综复杂。
     上述现状表明,黎族和世界所有的民族一样,曾经历过原始公社制度时代,它是一个由原始社会直接向封建制度过渡的民族,过渡的起点不是农村公社,而是家庭公社。因此,对其原始公社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认识我国乃至世界某些民族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客观规律,从而在具体细节上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本文就现有的调查资料〔1〕,试作初步探讨,不当之处,请民族学界同仁指正。
       一
       追溯黎族的族源,国内学者大都认为与曾活动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古百越族有渊源关系,其先民是先前居住在祖国南大陆上的百越族中的支族。从解放后在黎族地区发现的同属于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的中晚期遗物看〔2〕,他们也许是在殷周或秦汉之际以氏族为单位,乘竹筏或木筏先后迁到海南岛上的〔3〕。他们可能是岛上最早的居民之一。
        黎族先民到达海南后,先聚居在北部、西南部的滨海地带,其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氏族的分裂和流动的刀耕火种农业的需要,才沿着南渡江、昌化江、陵水和万泉河逐步移居到五指山腹地,所以,这些河流沿岸均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诚然,今天五指山地区的黎族,还包含有后来慑于汉族封建势力而被迫相继迁来的黎族先世的后裔。正因为如此,所以,五指山地区的家庭公社残余的消失也很不一致。
        黎族村寨附近新石器时代中期遗物的发现,以及黎族社会生活中带有母权制残余的“上门”、“放寮”和妇女手制陶器等风俗习惯的遗留,都有力地说明黎族先民确曾经历过母权制全盛时期的历史发展阶段。至于他们什么时候过渡到父权制时期,则因材料缺乏,无从确指,然而,几个支系的“不落夫家”风俗的流行,以及父系家庭中妻方居住婚的残留和举行祭鬼时“鬼公”〔4〕先念父系的鬼名然后再念母系的鬼名的习惯,说明这个“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5〕,在黎族先民的原始社会中无可置疑地发生过。
       五指山腹地家庭公社残余——合亩制,是黎族先民曾经进入父权制的活生生的证据。这种在外围地区业已消失的家庭公社,我们运用民族学的历史文化残余分析方法,综合各方面的材料加以研究,还能复原其庐山真面目。
       黎语中保存着一种对合亩的最原始称谓,即“纹茂”,汉意为“有血缘关系的团体”,有“大家庭”或“大家族”的明显含义。据此,纹茂当是黎族原生形态的家庭公社的名称。从云南地区保存家庭公社残余的民族如独龙、拉祜、布朗、崩龙等族的有关调查材料看,家庭公社在其方兴未艾之时,成员是共居一幢大屋顶之下的〔6〕。黎族家庭公社的大型住宅,即使在合亩地区也已荡然无存,但从明人的著作中,还能找到:“黎俗,……男子家富者,两耳复赘盏口大银圈十数为富侈,……凡深村黎男妇众多,必伐长木两头搭房各数间(着重号是引者加的)上覆以草,中剖竹,下横上直,平铺为楼板,其下则虚焉,登陟必用梯,其俗呼曰“栏房”。遇晚,村中幼男女尽驱而上,听其自相谐偶,若婚姻仍用讲求,不以此也。”〔7〕这段简略的记载虽无调查材料佐证,但我认为它应是黎族家庭公社的一种干栏式的大型住宅。理由有三点:其一,从“两头搭屋各数间”一语看,这种房子的面积相当大,所以能容纳村中幼男女;其二,建筑这样大的房屋单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公社成员的共同协力方能奏效,说明当时的父系小家庭还未从大房子中分裂出去,所以“男妇”还“众多”;其三,“男子家富”一语,说明当时的财富早已转归男子占居统治地位的各个家庭私有〔8〕,与家庭公社的内容相吻合。其实,也只有这样的大型住宅才能住下“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9〕。这个看法如无误,则黎族家庭公社纹茂在某些地区一直延续到明代。
        每个家庭公社都有一个家长,黎语叫“俄布笼”,全体公社成员都处于家长的最高管理之下,共同耕种土地和共同占有剩余产品。并由家长代表公社对外交往。俄布笼一般都由富有生产经验和传统知识的最有威信的长者担任,妻子在家庭中起着助手作用,常常帮助丈夫管理妇女的生产活动,她实质上是一位能干的家庭主妇,与恩格斯描写的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扎德鲁加的“domacica”完全相同。〔10〕亩头的妻子就是先前家庭公社的主妇。
       家庭公社初期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原始的“刀耕火种”农业。解放前夕保存在合亩地区的“种山栏”,当是家庭公社纹茂的刀耕火种农业余留形态。据有关黎族地区的考古学龢民族学材料,当时的主要生产工具有磨光的双肩石斧、石铲、石锄和尖木棒、木锄等。还不懂得使用石犁,似未进入犁耕阶段〔11〕。当时粗放的耕作方式,我们可以从黎族种山栏的程序中窥见其大概:先在旱季时选好地段,将山林砍倒烧光;等余烬冷后,把残枝稍加清除;俟雨季来临时,才进行播种。播种时,男子用一根长约丈余的尖木棒在前面戳洞,妇女随后点种种籽,并盖上泥土;经一、二次除草后,即坐等收获。一块山栏地只种一年,或二、三年便丢荒,再另行选地烧垦。解放后民族学工作者在黎族村寨附近的山栏地里采集到石斧一类生产工具,说明在钩刀等铁制工具未传入以前,黎族先民砍伐树木的主要工具是石斧等。播种的作物,可能是稻谷、玉米、九尾粟(即小米)、木薯、蕃薯等等。

收山兰收山兰

        黎族聚居区内大量的陶片、石矛、石戈、石网坠的发现〔12〕,表明黎族先民除从事原始农业外,还进行渔猎生产活动和制作陶器等手工业,并有饲养猪、狗、鸡、鸭等畜禽的家庭副业。出于需要,家庭公社之间也进行物物交换。
       家庭公社纹茂是包含在父系氏族“抱”中的。黎族地区至今还残存着一种黎语叫作“KOm”和抱的血缘组织,前者汉称为峒,含有“一定人群集团共同居住的地域”之意,后者汉称为村,过去有用动植物之名作为名称的习惯,并有黎语叫做“ε:ng”的公共墓地。峒又有大小之分,并以山脉、河流为界,同时还有砌石、栽树、种竹等人工的标识。一个峒往往包括几个小峒,小峒又包括若干个村,村则居住着一个或几个合亩。大峒、小峒和村都各有自己的头人“峒首”、“哨官”和“头家”,原先,他们都是自然形成的领袖;后来才由汉族封建统治者委派,而头衔则历代均有沿革。这些头领的责任是为群众调解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并根据民族的习惯法处理内部事务,故受到人们的尊敬。
       据以上所述推测,峒可能是黎族先民的部落联盟,小峒为部落,抱系氏族,其中包含若干个家庭公社纹茂,恰如独龙族的一个氏族“尼柔”包括几个家庭公社“其拉”一样〔13〕。可见,部落联盟——部落——氏族——家庭公社,乃是黎族父权制社会的内部结构。但这里必须指出,当氏族的职能一旦为家庭公社取代以后,氏族部落便逐渐成为一种不起任何作用的躯殻了,并同部落组织一样在封建化过程中和封建地方政权的基层组织结合为一体〔14〕。黎族先民曾组织过部落联盟的推断是可信的,不然,他们就无力扺御历代封建王朝的频繁“征剿”。至于后来峒、抱向地域的演变、分合和首领的蜕变及其衔头的更改,显然是在汉族影响之下逐步走向封建化的结果。
       以上所述,是根据遗留在各个支系中的历史文化残余和历史文献资料加以复原的家庭公社纹茂的概貌。可以断定,在汉族到达海南岛以前,它几乎遍布黎族聚居区内。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汉族封建生产方式的强大影响,黎族的家庭公社将沿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程朝着农村公社方向发展,并过渡到奴隶社会,而不会直接向封建制过渡。然而,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除一般进程外,还有它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的一面,这就是某些民族由于所处的自然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可能越过一定的历史阶段向前发展,恰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的那样:历史常以跳跃、曲折和迂逥前进〔15〕。黎族的历史发展正是属于这种情况。这样说,并非把黎族历史的发展完全归于外因,而恰恰是辩证地看待它的内因和外因关系,因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6〕
       从内因方面考察:由于黎族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原始社会在与汉族接触以前已进入了父权制时期的家庭公社阶段。这种家庭公社,就它的内部结构而言,是由许多父系小家庭结合而成的统一体,其中的小家庭就是尚无完全独立生产能力,但已开始有自营生活要求的夫方居住和少数残留的妻方居住的对偶家庭。现代意义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的产生,乃是这种家庭瓦解的结果。一夫一妻制家庭是实现私有财产继承制的适合于任何阶级社会的家庭形式。因此,恩格斯在论述家庭公社的特点和作用时,曾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17〕说明家庭公社自身的发展,已包含着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因素。
       从外因方面考察,黎族先民到达海南岛之后,又相继迁入了汉、回、苗等民族,这些不同社会形态的民族交错杂居于同一地区之内,就必然会互相交往,互相同化,从而构成了影响黎族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即外因)。从历史上看,汉族是自始至终给黎族社会发展以强有力影响的民族。据典籍记载,远在公元前214年,当秦始皇“徙民五十万戍五岭”时,汉族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势力就已扩展到珠江流域,是时,可能已有部分汉人迁居海南岛上,但大批汉人的迁入却始于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岛上设置郡县以后,中经三国、唐宋、元明,到清中叶便达到了高峰〔18〕。除汉人外,从北宋末年至清万历年间,入居岛上的还有回族和苗族。汉人之中不少是商人,他们为了换取当地的名贵特产而带来了铁制生产工具和日常用品。而历代封建王朝的屯田和迁来岛上的汉族劳动者则给黎族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经验,从而促进黎族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家庭公社的刀耕火种农业逐步发展为以铁犁作主要工具的耕耘农业,最终导致私有制的确立,贫富的分化和阶级的形成,使黎族原始社会迅速解体并逐步向封建化过渡。
         二
        马克思认为:劳动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指示器〔19〕。因此,我们探讨引起黎族原始社会解体进程的动力时,必须从研究黎族先民使用的生产工具开始。
        据调查,黎族人民解放前用于农业生产上的工具有钩刀、斧〔20〕、手拈小刀、镰刀、锄、铲、锹、铁犁以及竹木犁、耙、木锄、尖木棒等。这些工具除尖木棒和木锄是原始工具的遗留外,所有铁工具均来自汉区。有关使用铁器的历史资料表明,黎族使用铁质工具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一)使用钩刀、斧头阶段;(二)应用锄、铲、镰刀、竹木犁耙阶段;(三)使用铁犁阶段。这三个阶段基本上与刀耕火种的山栏农业逐步过渡到以旱地和水田为主的耕耘农业相一致,这些生产力发展不同的阶段,便构成了黎族原始社会解体的总进程。
        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琼山县发掘斩对山遗址时,在地层中发现了双肩石斧、铁片、宋代瓷片共存现象。据发掘者的鉴定,铁片似属刀类〔21〕。本世纪50年代,民族学工作者在白沙保亭、东方等县,对黎族使用铁制工具的历史进行了调查。各地使用钩刀、手拈小刀等简单铁制工具的时间,虽然早晚不一,但就老农记忆所及,约在一百五十年到二百五十年以前(个别老农据传说,认为在30代约750年以前就已开始使用),而且都是来自汉区。锄、铲、犁的使用则晚于刀类工具。白沙县本地黎在历史传说中,也认为他们的祖先住在山沟里种山栏地的时候,使用的只有向汉商买来的钩刀、锄头,而未提及其他工具。
      上述材料说明:第一,黎族最初用于原始农业耕种的铁工具是形制简陋的钩刀、手拈小刀;第二,铁刀与石斧共存,表明刚使用铁器时,还未排除石器;第三,使用铁刀的时间在五指山边缘地区,其下限可以推到宋代或稍晚,在五指山腹地则迟至明清两代;第四,在锄、铲、犁等铁工具未传入以前,黎族只有原始的山栏地,而没有旱田和水田。
       钩刀、斧头、手拈小刀虽然简陋,而且开始获得时数量有限,然而,这些工具的应用,却促进了黎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家庭公社内部的深刻变化。
        恩格斯在论述铁器的作用时曾指出: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它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和开垦广阔的森林成为可能,并给手工业提供了一种坚固和鋭利的工具。所有这些,都是逐渐实现的;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软。所以,石器只是慢慢地消失的〔22〕。黎族使用铁器的历史,证明瞭恩格斯对这个问题论述的正确性。
        黎族先民将钩刀用于山栏农业的耕作情况,明人也有简明的叙述:“黎俗四月晴霁时,必集众砍山木,大小相错,更需五七日酷烈则纵火,自上而下,大小烧尽成灰,不但根干无遗,土下尺余,亦且熟透矣。徐徐锄转,种棉花,又曰贝花;又种旱稻,曰山禾,米粒大而香,可食。连收三四熟,地瘦,弃置之,另择地所,用前法别治。”〔23〕 与解放初五指山腹地杞黎砍山栏的情况大致相同。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首先,使用钩刀、斧头砍伐森林,大大提高了劳动工效,扩大了耕地面积,所以既种棉花又种旱稻;其次,延长了耕地的使用年限,即把一年丢荒改为三、四年丢荒,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第三,由于能连收三、四熟,因而迅速增加了农业产量。 
        与钩刀一类农业生产工具同时传入的还有铁制尖刀、凿等手工工具。这些工具的使用,又促进了编织竹器、藤器和制作木器等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晚近还保留在各个支系的原始编织,可能就是在这个阶段上发展起来的。这样,家庭公社的手工业除制陶和纺织外,又增添了新的项目。这些手工业虽然依附于农业,但它的发展却满足了家庭公社成员日常生活的需要和使少数的产品交换成为可能。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牛、猪、狗、鸡、鸭等家庭副业的饲养。

       如果说,先前由于使用石器工具而效率不高,必须依靠公社全体成员集体协作,才能保证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话,那么,随着钩刀,斧头的应用,劳动效率的提高,公社成员的集体劳动,便慢慢地由其中的几户父系小家庭的共同劳动所代替。当然,一些繁重的劳动诸如砍伐森林开垦耕地,建筑家庭公社的大型住宅等,还需整个公社成员全力以赴,其他的生产劳动,则由几个小户就可以胜任了。于是家长俄布笼便将土地划成大小相等的份数,分给它们耕种,而将收获物集中起来按户平均分配。从而打破了共同消费的传统分配制度。而几户的共耕,又逐渐激起了对生产资料的几户占有,首先是对动产如生产工具、手工业品和家庭副业畜禽等占有,其次是对土地的占有。解放前五指山腹地合亩制中同一血缘关系的几户伙耕伙有,毫无疑问,就是这一发展阶段上的残留物。然而在黎族任何一类合亩制中,我们却找不到家长给小家庭分配耕地的痕迹。这一现象说明合亩中的几户共耕伙有,在汉族封建生产方式的影响下,早已脱离家庭公社而处在向个体私有蜕变的过程中了。总之,钩刀、斧头的使用促进了黎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家庭公社内部各种关系的连锁变化,即:公社成员的集体劳动、生产资料公有和产品共同消费向几户共耕、伙有和平均分配的过渡。从而引起家庭公社解体的先兆。 
        以上所述,是黎族原始社会解体进程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在滨海地区可能早在汉末或迟至三国时代就已发生了。

         从三国历六朝、隋唐到两宋,随着汉族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的逐步扩大,以及汉商大贾因垂涎岛上的奇珍异宝而接踵迁入黎族地区,从而加强了黎汉之间的频繁接触。黎族先民在获得铁钩刀、斧头的基础上,又用自己的手工业和农付生产品从汉商手中交换到锄、铲、锹、镰等铁农具,并向汉族人民学会了开垦旱田、水田和仿汉式铁犁耙制作竹木犁耙等先进技术,从而使家庭公社的刀耕火种农业慢慢向耕耘农业过渡。
        旱田和水田的开垦,只有凭藉铁锄、铲、锹等工具才有可能,先前使用的钩刀、斧头、木锄是难以胜任的。所以,我认为黎族旱田和水田的出现,是其先民使用新的铁工具的结果。然而,必须指出,由于各地黎族获得这些工具的时间很不相同,因而各个支系或同一支系内的旱地和水田的开垦有先有后,发展极不平衡。如本地黎直到解放前还以种山栏稻为主,而美孚黎的旱田和水田却已相当普遍,在五指山腹地的杞黎,其山栏稻还占一定的比例,但其他地方的杞黎情况却相反。
        五指山以外地区的水田开垦虽然较早,但直到隋唐似还未成为主导的耕作方式,甚至到宋代,农耕还相当粗放,既不施肥,又不灌溉,完全依靠大自然的恩赐。“深广旷土弥望,田家所耕,百之一尔,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后为田,苟肤寸高仰,共弃而不顾。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籽耘,一任于天。”〔24〕
        嗣后,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水利设施的加强,到明代旱田、水田才有显着的增加。据文献记载当时还以水源远近把田地划分为三等:“海南之田分三等:有沿山而更得泉水,曰泉源田;有靠江而以竹桶装成天车,不用人力,日夜自车水灌田者,曰近江田;此二等为上,栽稻二熟。又一等不得泉不靠江,旱涝随时,曰远江田,止种一熟,为下等。”〔25〕 这里所说的“远江田”实际就是仰赖天时的旱田。在旱田和水田逐步扩大的同时,原始的山栏地就相对减少了。
        在未使用铁犁以前旱田和水田的耕作方式,主要采用牛踩田,即一人同时牵几头牛到田里,驱牛往返把泥和代替肥料的木叶一起踩烂,然后用形制极其原始的竹耙弄平,再播种水稻。所谓“其力田不耕,以牛踌土,而粪以木叶”〔26〕的带有原始特点的耕作方法在某些地区直到清代甚至解放前夕还很普遍。尔后才把竹木犁耙用于农田耕作上。这些竹木犁耙的形制与汉式铁犁耙十分相似,不同的只是没有装上铁铸犁头和耙齿而已。
        旱地和水田在刚出现时数量尽管有限,但其粮食产量比种山栏地无疑要高得多。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拿白沙县第一区南溪乡从事种植山栏稻为主,耕作旱田和水田为付,并主要使用竹木犁耙工具的本地黎为例推算出来。解放初,该乡每人每年的平均粮食产量已达635市斤,除掉种籽、工具折旧费和口粮约600斤,尚剩35斤。剩余产品的出现,为个体劳动提供了条件,并为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前提。于是,上一阶段已从家庭公社中分裂出来的伙耕伙有小户便逐渐增加起来,并显露出向个体生产发展的倾向。与此同时,按户平均分配便开始逐步向以户为单位占有过渡,即出现几户共同耕作,收获则由各户单独进行的新的生产关系。“自来黎峒田土,各峒通同占据,共耕共收(着重号是引者加的)”〔27〕,就是几户共同开垦田地,共同播种,共同收获,然后按户为单位进行分配。这一历史现象,实际上就是个体家庭占有产品的开始。因此,共耕而户分的出现是家庭公社进一步解体的标志。解放前仍然保存在五指山腹地合亩中的那种几户伙同占有耕地和耕牛与少数个体户占有耕地和耕牛的现状,当是这一发展阶段上的残留形态。
                                                             (待续) 

                                                                      作者:陈启新   

           原载《人类学论文选集》第1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8月出版     转载自 :中国评论学术网 

参考资料:
[1] 黎族原始社会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试探 http://www.zhgpl.com/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2] 黎族原始社会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试探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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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亚岭董亚岭,男,海南省三亚市人,黎族。系海南诗社会员,海南省五指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黎语文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海南省东方市黎族文化研究会顾问。“黎族百科”网、“黎族语言文学百科”网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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